宜君农民画

宜君农民画是根植于黄土地上璀璨的山花，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和地域风格，被国外艺术家誉为“东方毕加索之作”。它起源的具体年代至今已不可考，但古朴淳厚、粗犷简约的线条布局，可以觅见东汉画像石的影子；三头六臂的佛像在唐代壁画、佛龛中已有踪影，足见其源远流长。长期的历史行进过程中，它时隐时现，犹如生命力顽强的植物，有时旺盛，有时似乎枯萎，但根系深深扎在泥土里，春风拂煦，便花开艳丽，枝繁叶茂。新中国成立后的1957年，宜君农民画以表现新时代生活的若干作品引起了人们的注意；1979年至1984年，有多幅作品参加国内外各种形式的农民画展。但真正让宜君农民画产生轰动效应并引起国内外诸多艺术大师注意的，则是1985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宜君农民画展》。虽已过去近40年，热点早已不热，但它形成的学术效应，至今仍在发酵。

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让人热血沸腾的年代，中国由十年浩劫中刚刚蹒跚走出，伴随着政治、经济改革开放而来的文化复苏，地处黄土高原一隅的宜君县也迎来了它文化的黄金时代。

这一年，44岁的王世雄担任宜君县文化馆馆长。当时任县政府副县长的杨尚坤征求王世雄关于工作的意见时，王世雄毫不犹豫地脱口而出：干文化。王世雄在宜君工作期间，对宜君的文化历史做过深入研究，尤其对宜君农民画有独到的心得，自信能在这个领域里做出一番成绩。

这一年，宜君文化馆美术力量空前强大，十几个业务人员里就有三个美术干部，领衔者为杨洁冰。大家摩拳擦掌，决心要为宜君的农民画提升乃至发扬光大全力以赴。

1979和1981年，宜君农民画已有作品在西安展出，受到美术界的好评。1981年和1983年，还选送了多幅作品两次参加了中国农民画展。其中《回娘家》和《春耕》分别受到文化部和中国美协的嘉奖。1983年至1984年期间，中国先后在美国旧金山、挪威、瑞典、法国巴黎等地举办中国农民画展，亦有宜君农民画作随展。1985年，陕西省美术家画廊举办宜君农民画展，一次展出作品80余幅。

但这种碎片式的展示，毕竟不足以表现宜君农民画的全部，尤其对于宜君农民画的认识，很多人仅以“神奇”“神秘”为其注释。宜君县委、县政府一班有见识的领导，包括一群雄心勃勃的文化人决心要在更高更大更广阔的层面，在文化的广度与高度上，让人们对宜君农民画有更深入的认识和了解。

好风凭借力，扬帆正当时。1985年春节前夕，一个寒风料峭的日子，由中国民间美术博物馆筹备组、宜君县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的《宜君农民画展》在中国美术馆东大厅开幕，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吴作人，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美术理论家王朝闻，著名画家黄永玉、黄苗子等悉数出席。一时间，人们惊呼：半个中国美术界都来了。望着人头攒动、热气腾腾的境况，一位画家说，一个县城的画展，能吸引这么多大家、名家，可谓盛况空前了。 　　当天，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等相继发出消息，纷纷以“令人耳目一新”“西北高原上的一枝鲜花”“陕西人民为首都献上的一份春节厚礼”为题，报道了宜君农民画展的消息。中国美术界最具权威的刊物《美术》等十几家刊物相继发出画页、专文。宜君县在北京的第一次亮相，就以完美的姿态获得了满堂彩。

随后召开的学术研讨会上，各位专家就宜君农民画的历史渊源、地域特点、风格流派、艺术表现手法各抒己见，并众口一词地对宜君农民画给予了高度评价。

画展的成功，作为具体的操办者——王世雄和他的团队是欣慰的。为了办好这次展览，几个月前，他们就开始精心策划、准备。一个大型画展，第一是要有足量的画作，除了若干年馆里断断续续搜集的作品，他们还招来十里八乡的农民画作者，集中办学习班，搞创作。一大帮平日在灶台田间忙碌的婆娘、媳妇聚拢在文化馆创作室的大案板上旁，精心勾线描红。墙角支着一个低矮圆肚的铁炉子，红通通的炭火燃烧着、跳跃着，上面坐着一个锈痕斑斑的大铁壶。沸腾的壶水不停地呼啸，蒸汽弥漫了一屋子。虽是数九寒天，但整个屋子却春意盎然。

然后是筛选，到北京去，他们要选出最能代表宜君农民画特色、最能体现宜君农民画精髓的好作品。

画展要钱，宜君当时财政情况不佳，农业小县，缺乏工业支撑，心有余力不足，拿不出太多的经费支持，只能另辟蹊径。王世雄多方奔走，筹措到一万元，虽谈不上宽裕，但大问题总算解决了。

在北京，最麻烦的是请人，请散落于四城八角的各路艺术家，只有他们才是宜君农民画的最高评判者。路远难寻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到了北京城，两眼一抹黑，宜君县没有一个人和这些艺术家熟识。王世雄找到了时任农业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委员的宜君人刘培植，刘培植出面以农业部和全国政协的名义向诸多艺术家发出请柬。

至此，大路坦荡，顺水顺风。

专家们对宜君农民画的评价印证了王世雄他们的判断。宜君农民画的产生是有悠久历史的，它的保存是有地理条件的，它的传承是有民族心理意识、感情气质和生活理念支撑的，它散发出的艺术特质是神秘的，但又是可以梳理的。

历史渊源与地域特点上，宜君地处渭北旱原、关中平原和黄土高原的结合部，有几千年的文明史，历经了新旧石器时代和春秋战国、魏、唐、宋几个文化发展高潮时期。深厚的文化积淀和丰富的艺术内涵形成了这块土地上人们特殊的审美情趣，宜君农民画这一特殊环境的特殊艺术表现形式便自然而然应运而生。

艺术表现手法上，宜君农民画吸取了剪纸造型的表现手法。剪纸是一种司空见惯的民间艺术，有人称它为“母亲的艺术”。几千年的农耕社会里，妇女主要从事针线方面的活路，如纺织、编织、缝纫、刺绣等等，凡妇女以手工制作的传统技艺，被称为“女红”，剪纸就是女红的一种。剪纸技巧的传授由母女、婆媳世代传袭而来，每逢过年过节，几乎家家户户都要剪贴窗花。在宜君，人们剪得最多的是《抓髻娃娃》《娃娃系葫芦》《鱼戏莲》《吉庆有余》《福寿图》以及虎、牛、羊、猪、鸡、狗、兔等受人喜爱的动物。宜君农民画创作，许多人在宣纸上将剪纸图样勾出轮廓，涂上自己喜爱的颜色，最后用墨勾出主要线条。用色则以传统的刺绣为基调，大红大绿，黑白相间，随心点缀，艳而不俗。这种壁画式的描刻显现出的粗拙和最后着色的精致，处理结合得恰到好处，呈现出随心所欲、开合自如的艺术张力。

最令专家大为赞叹的是，宜君农民画独特的艺术想象和超空间的艺术构思。作者作画时，不仅有常规的三度空间范围，还创造了时间和感情的空间。隔着果皮你可以看到核肉的形状，可以看到不停地摆动着头吃草的马。神奇而真实可信，超越现实却又寓意深刻。静与动的结合让你惊讶惊奇，许多画作与西方著名画家毕加索、马蒂斯的现代绘画十分相似。以至于著名诗人朱文杰在他的《宜君农民画》一诗中，劈头就是一句：“究竟谁抄袭了谁，毕加索和宜君的山民对话。”

专家认为，宜君农民画继承的应该是早在汉代我们祖先就已创造出来的民间传统表现手法，和毕加索、马蒂斯异曲同工，但比毕加索、马蒂斯至少早2000多年。

中国有许多农民画乡，比较著名的有上海金山县（今金山区）和陕西省的户县（今鄠邑区）等，尽管都以夸张变形、对比强烈、浪漫稚拙、构图饱满、民族民间风情强烈、乡土生活气息浓郁为主要特点，但就作品的夸张大胆、率性真挚而言，或者就其历史的纵深度来讲，无人可与宜君农民画比肩。

宜君农民画质朴但不稚嫩，神奇但不神秘，厚重但不臃肿，岁月悠长但从来没有走到历史的聚光灯下，只有新时代给了它新的生命，才让一群农民登上了大雅之堂。

1988年，宜君县被国家文化部命名为“中国现代民间绘画乡”。

1990年，王世雄离开宜君，杨洁冰已于1986年退休，源远流长的宜君农民画当然不会因为他们的离去而色彩黯淡。回望来路，一串串足迹，深深浅浅，蜿蜒起伏；展望前景，云蒸日上，方兴未艾。从持续挖掘、保护到不断注入宜君农民画新的生活内涵，有效提升文化产业对县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宜君农民画正以崭新的面貌不断释放独特的艺术魅力。

唯一不变的，是王世雄他们对宜君农民画的一往情深；是诞生于黄土地上这个艺术品种的率性天然；是一以贯之以色彩斑斓的各种庄稼、果蔬为颜料，以山山峁峁、大地长天为画板，至今还在持续发力、无拘无束地表达中国农民朴素憨厚情感的山野艺术家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