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君春秋》第二章 史海钩沉 6、清末及民国时期的宜君革命斗争
杨铭源与宜君早期革命斗争
杨铭源（公元1878～1926年），字西堂，宜君县西村乡石堡村人，是辛亥革命在陕西的发起者和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幼年时，在本村私塾念书，以后就读于三原宏道高等学堂。自幼聪明好学，才智过人，曾受到陕西省学使沈卫（淇泉）的赞赏。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陕西省派遣30名官费生到日本留学，其中从宏道学堂选拔的有杨铭源、张季鸾、宋相宸、李述膺等15名。到日本后，杨铭源被分配到早稻田大学就读。当时，孙中山先生在东京团结各方革命力量，将光复会、兴中会、华兴会联合起来，于是年8月20日组成了同盟会。杨铭源遂加入了同盟会。
杨铭源画像
1906年秋，杨铭源与在日本加入同盟会的陕西籍留学生井勿幕、赵世钰等人串连后，成立同盟会陕西分会，选举白秋陔担任会长。时隔不久，白秋陔要回国，杨铭源担任会长。同盟会陕西分会，为了宣传革命主张，在日本创办了《夏声》杂志社，推举杨铭源为经理，赵世钰为总编辑。宣传民主和反旧迎新的革命思想。1908年春，杨铭源回国后继续进行革命活动。他在担任陕西省农业中学教员和健本学堂（张拜云、焦子静等人创办）兼任教师时，通过教学不断向有志青年揭露清政府丧权辱国，残酷压榨人民的种种罪恶，以提高学生的政治觉悟，为革命积聚力量。在宜君县，曾介绍县知事王斌及崖窑村拔贡和荣加入同盟会，并发给了会员证，为宜君人民的反清斗争播下了革命种子。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接着成立了临时参议院，制定《临时约法》。杨铭源被推为陕西省临时参议会会长。是年，杨铭源和李桐萱（良材）、孙瑗（仁玉）、高培支（树基）等人，以振兴西北文化，提倡西北实业，移风易俗，辅助社会教育为宗旨，发动各方力量组建易俗社。1912年8月13日西安易俗社成立，杨担任名誉社长。1912年8月，同盟会改为国民党后，于是年冬，北京政府召开国会，各省进行了参众两院议员的选举。杨铭源以省议长、国民党员资格被选为众议院议员。1913年4月，国会在北京开会，杨铭源赴北京任职。期间，他被众议院推选为中华民国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又被选为七人组成的理事委员会委员，参与了制宪的起草工作。杨铭源在京任职期间，耳闻目睹袁世凯的种种反动丑行，便和其他议员一起，四处奔走，呼吁倒袁，支持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二次革命活动。二次革命失败，10月袁世凯就任正式总统后，即下令解散国民党，撤销国民党国会议员资格，杨铭源等人被迫流亡日本。
1915年，杨铭源从日本回国，在上海为邵力子办的报纸写星期（政治）评论，靠稿酬生活。在这期间，他多次从上海到广东韶关会见孙中山先生，支持孙中山的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1917年在广州参加孙中山召开的国会非常会议，开展护法斗争。次年夏季护法斗争失败后，他又追随孙中山先生往返于广州、上海和日本等地继续进行革命斗争。1920年至1921年间，他回到陕西就任省教育厅长。1922年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控制了北京政府，国会再度复开，杨又参与国会活动。1923年10月，在曹锟贿选总统过程中，他和沈均儒等百余名议员，共同抵制了贿选活动，因而被迫离京。1925年，他因长期在外活动，感染湿疾，赴北京就医，终因病情严重，医治无效逝世。
杨铭源是宜君最早传播民主革命思想的进步人士，他虽英年早逝，却将民主、自由的火种播撒在宜君大地。民国二年（1913年），宜君县哥老会首领胡南廷率领人马袭击洛川和中部（今黄陵）县城，有力地打击了当地官府和劣绅。1922年宜君人民纷纷组建“红枪会”、“硬对”、“软围”等多种组织，进行抗粮、抗税、抗租等斗争，还掀起驱逐县令的“交农运动”，原国民党县政府被迫无奈地第二次北迁仓村（今属黄陵县），一直到1925年才重返龟山。
刘含初英勇就义石堡村
刘含初，生于1895年，中部（今黄陵）县太贤乡备村人。1919年，“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爆发，刘含初挺身参加了反对卖国贼的斗争。“五四”运动后，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影响下，他开始学习马列主义，积极进行革命活动。1920年，他毕业于北京大学文史系，1923年至1924年在上海大学任教。任教期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4年底，刘含初被党组织派回陕西，成为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西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7月初，冯玉祥追随蒋介石、汪精卫在陕西“清党”反共，白色恐怖一时笼罩西安。刘含初为了躲避敌人追捕，计划将家眷先搬回老家，然后再去找党中央。
刘含初（1895—1927）
8月13日（农历七月十五日），刘含初从备村到宜君石堡村探望岳父母。在石堡的三天，他向村里群众宣传革命道理，传播马列主义。白天，他深入田间地头，一边帮农民干活，一边了解农村各方面情况。晚上，他和纳凉的农民促膝长谈，向农民群众深入浅出地宣传革命思想。他详细地向大家分析了几千年来中国农民受压迫的原因，告诉他们：“现在世界就有那么一个国家叫苏联，工农已经起来推翻了反动政府，过上了自由幸福的日子。咱们中国也会有那么一天。”石堡村的乡亲们第一次听到“压迫”“剥削”“革命”“自由”这些新名词，感到特别新鲜。当地青年学生知道了刘含初，都纷纷跑来听他讲革命道理。
刘含初牺牲地（宜君县石堡村）
8月15日下午，刘含初在岳父家挥笔题字，为亲戚书写“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的中堂，以及“中国国民革命是世界革命之一部分”的条幅。正当他挥笔言志之时，陕北军阀井岳秀的走卒杨衮带领七、八名匪兵突然闯进来。面对敌人，刘含初非但没有丝毫惧色，而且迎上前去怒斥匪徒。敌人恼羞成怒，扣动扳机，随着一声枪响，刘含初倒在血泊之中，壮烈牺牲，年仅32岁。刘含初为宣传马列主义，激发宜君人民的革命热情，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烈士的鲜血没有白流，在刘含初的影响下，石堡村以及宜君各地青年，纷纷走上革命道路，为共产主义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转角改编——红二十六军诞生
1932年12月24日，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等领导的陕甘游击队转战宜君县转角镇（今属咸阳市旬邑县），组织召开军人大会，举行改编仪式。根据中央和省委命令，陕甘游击队在这里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二团。王世泰任团长，杜衡任政委，郑毅任参谋长，团部下设政治处，主任刘志丹，参谋处处长杨仲远，经理处处长刘约三，管理处处长杨琪，青年团书记师克寿。团直辖三个连:骑兵连、步兵连、青年连，一个随营学校，军团政委直辖特务队。全团共二百余人，枪一百五十余支，马六十余匹，还有部分刀矛。红二十六军是西北地区第一支正规红军，自成立时就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其成立标志着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进入一个崭新阶段。
红二十六军首战焦坪
红二十六军成立以后，省委决定红二团的任务有两条：一是积极创建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二是发展壮大红二团和地方游击队武装，扩大苏区，把照金与渭北苏区连成一片，并趁机向西路地区发展。根据陕西省委指示，红二团首先对周围的敌情作了深入的侦查。此时，照金周围的据点，除陕甘游击队时期摧毁的以外，尚有焦坪、瑶曲、庙湾、柳林、马栏、照金、香山、高山槐等。这些据点中，焦坪、马栏被宜君民团占据，实力较弱，除此皆为夏玉山(外号夏老吆)匪属民团。为了鼓舞士气，打好建军的第一仗，军团决定首战选定焦坪。
焦坪民团,由于害怕我军袭扰，平时戒备森严，在我军占领的杨家店子方向山梁上，设有监视哨卡。刘志丹同志纵观敌情后，提出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先麻痹敌人，后攻其不备。据此，军团制定出详细的作战计划。12月25日下午，红二十六军团长命令部队向马栏川反焦坪方向进军，佯装攻打马栏之势，使敌人产生错觉。果然，敌人以为我军将强攻马栏，便撤走山梁上的哨卡。而我军则反行六十余里，就地宿营。26日夜，我军急行军八十余里，挥师焦坪，于次日拂晓抵达，对焦坪之敌发起攻击。战斗开始后，便衣队作为先锋先行与敌交火，骑兵连随后冲锋，敌人由于准备不足，猝不及防，一时间乱了阵脚，战斗一开始敌团总便仓皇逃窜。整个战斗进行顺利，部队士气异常高昂，就连团长王世泰身边的一名警卫员，也在战斗打响之后，冲了上去。当他背着缴获的三支步枪，美滋滋回到王世泰身边时，王世泰故作严肃地问他：“你的任务是什么？”他吐了吐舌头说：“以后再不随便离开团长。”此役，我军一举将敌全歼，俘敌六十多名,缴枪六十余支。
首战告捷,战士们欢呼雀跃,焦坪之战作为红二十六军成立以后的第一次战斗，能够一举歼灭盘踞焦坪多时之敌，不仅鼓舞了我军的士气，增强了广大指战员的信心，同时也壮大了我军的军威，为以后战斗的取胜奠定了基础。战后，红二团迅速撤离焦坪，经衣食村到香山寺附近。先后协助组建了香山、芋园、照金、旬邑、宜君五支游击队。1933年3月，红二团转入外线，主动向东出击，南下三原与渭北游击队会合。4月，红二团南下泾阳一带活动，沿泾河左岸向旬邑、彬县交界地区发展。在不到半年时间里，红二团辗转战斗，很快建立起北迄马栏川、南到爷台山、西至淳化原畔、东抵沮河，南北40余公里、东西30余公里，包括宜君、耀县、旬邑、淳化、同官5县交界，面积约54平方公里，人口约15万的照金革命根据地。在根据地建立了马栏川、七阶石、瑶曲原、老爷岭、照金等7个乡级革命委员会，以及20多个公开或秘密的农民联合会。马栏从此成为苏区的一部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形成，为中央红军最后落脚陕北奠定了基础。红二十六军首战焦坪犹如春雷在宜君大地炸响，惊醒了苦难中的宜君人民，也在红二十六军军史和照金革命根据地史上增添了浓墨重彩。
红军在宜君播火种
辛亥革命后，宜君的地主恶霸横行乡里，欺压百姓，剥削穷人，更有甚者，与官匪互相勾结，为非作歹。在那暗无天日的旧社会里，宜君大大小小的地主土豪霸占了全县一大半土地，广大劳苦人民长期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
1932年后，红军经常到宜君县活动，除了与国民党正规军和民团作战外，每到一地铲除当地地主恶霸，开仓济贫。1933年农历二月初二，红军到五里镇，路过县城东南川的套滩村，活捉恶霸地主张怀西，当日处决于五里镇。这年夏收后，红军攻克五里镇。随后，红军在石堡村打开杨姓三家地主的粮仓，把粮食全部分给周围的穷人。1935年5月间，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骑兵团在团长康建民、政委高锦纯的率领下，路过五里镇时，书写“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实行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工农劳苦大众团结起来”、“打倒反动派，建立中华苏维埃”等大幅标语，宣传革命思想。到石堡村逮捕了无恶不作的土豪杨明建(人称杨七老)，将其拉到白水县处死。同年秋季，红二十六军骑兵团又一次来到宜君，到套滩村后兵分两路，一路去雷塬至马泉一带活动，打死豪绅地主张凌壁。后经蔡道河收缴了雁门山民团的枪支，抓了敌区长张左汉，带到八丈塬村镇压。另一路由牛书申和强自珍带领，到牛家庄打死财主田举儿。随后这支部队转入雁门山一带活动。
1932年到1935年间，红二十六军曾多次进入宜君，先后到焦坪、哭泉、偏桥、五里镇、棋盘、雷塬及马栏、瑶曲、店头等地活动。每到一处，红军都打富济贫，除暴安良，宣传革命道理，发动组织群众。红军的义举，打击了一批土豪劣绅和地主恶霸的嚣张气焰，贫苦农民无不为之振奋鼓舞，拍手称快。在宜君活动的几年里，红军先后镇压罪大恶极的反动地主豪绅10多人，在宜君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燃起了熊熊的革命烈火，在宜君人民中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
强自修与秘密读书会
1934年，宜君县教育界出现了一个叫做“秘密读书会”的革命进步组织。这一组织的成立，标志着马列主义在宜君的传播，由无组织、无领导的自发阶段进入到有组织、有领导的自觉阶段，拉开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宜君革命斗争的序幕。
秘密读书会的主要组织者是强自修。强自修是宜君最早学习马列主义的知识分子。早在1926年，他就阅读了一些马列主义书籍，很快成为马列主义的崇拜者。1934年，强自修被聘为县立高小教员，他经常寻找机会同薛志仁、杨培源、强自珍等挚友在一起聚会，交流思想，探讨救国救民的真理。强自修根据自己几年来反对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斗争经验，深深体会到在黑暗腐朽的社会制度下，只有把最底层群众发动起来，才能进行真正、彻底的革命斗争。强自修的意见得到薛志仁、杨培源、强自珍等人的赞同，大家一致认为，应该在宜君建立一个进步组织，让更多的人接受革命教育。由于强自修在县城教书，接触的教员和学生多，有条件搞组织工作，所以主要由他负责组织事宜。不久，经过积极准备，宜君县第一个进步组织——秘密读书会，在强自修的领导下建立了。
秘密读书会最初只有杨坤山、杨西林、杨建舟、刘世明、杨子珍、杨植等思想进步分子20多人，后来发展到30多人，杨作栋、刘子修等教职员工也加入了进来。读书会的宗旨是阅读进步书籍，探求科学真理；主要任务是研究社会科学书籍，宣传革命思想，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丑恶面目，发展党的地下组织等。
秘密读书会成立后没钱买书，强自修、杨作栋就拿出自己的工资，从河北保定购回进步书籍。读书会的书分两类，一类是秘密传阅的，有《莫斯科印象记》、《少年漂泊者》、《创伤》、《辩证唯物论入门》、《什么是新兴经济学》、《蒋光慈小说全集》等。这类书宣传马列思想，介绍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主张推翻旧制度，是当局禁看的书，只能偷偷传阅；一类是鲁迅的《彷徨》、《呐喊》、《狂人日记》等进步书籍，可以公开阅读。针对《铁流》、《唯物论》等书本子厚、不好懂的问题，读书会安排老师定时辅导。
秘密读书会的会员经过一年多的学习，思想认识有了飞跃性的提高，他们主要明确了以下五个重大问题：一是苏联经过十月革命已经变成一个新型国家，共产党领导下的苏联不再是以前欺侮中国的沙皇俄国了。二是世界上只要存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就必然会有革命，从而否定了国民党当局宣传的中国只有大贫小贫之分，而没有阶级的骗人说教。三是人类历史是劳动人民创造的，不是帝王将相创造的，改变了英雄人物创造历史的传统观念。四是掌握了一些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理论，把二者能够区别开了。五是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革命一定会胜利。弄清了这五大问题，读书会会员们的眼界扩大了，头脑里出现了一个新世界，从此产生了强烈的革命要求。
宜君县立高小校长杨星海先生是一位民主进步人士，他不但对学生利用课外时间发愤读书感到高兴，更对强自修宣传革命进步思想的做法暗中给予保护。有一次，伪县长把杨校长叫去说：“有人说，你们学校的老强是个红头(指共产党)，你可要注意哩!”杨星海说：“我几十岁的人，做事还能没个深浅？老强是个本分人，自己不害人，倒惹下一些人，人家故意说他坏话哩!”正是有杨星海这样的进步人士的保护和支持，秘密读书会才能存在并得以顺利开展活动。
读书会成立后，强自修不光宣传革命思想，还给学生们宣传新观念，教育大家要走出家门放眼世界，新老同学平等相待，共求进步，校风很快大变。强自修又建议校长组织学生每星期天上山打柴，节约学费，改善伙食。教师带领学生打柴这一行为，受到宜君当地人民的一致称赞，就连县城驻军也向师生学习，开始上山自己打柴。
正当秘密读书会顺利开展活动之际，敌人嗅到了气味，加紧对读书会领导人强自修的迫害。伪县长、敌驻军团长和警察局长秘密开会，决定逮捕强自修。公安局长樊建堂与强自修个人关系甚好，思想进步，他在行动前给强自修悄悄报了信，才使他脱离险境。强自修从县城逃出后前往苏区，秘密读书会的活动由此终止。
虽然秘密读书会存在的时间不长（仅一年多），但它在宜君革命斗争史上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它为宜君培养了一批骨干进步分子，为宜君地下党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和干部基础。读书会的会员后来都成为坚定的革命者，为中国革命做出了他们应有的贡献。
红宜县委的诞生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工农红军在宜君播撒革命火种，秘密读书会积极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唤醒了宜君人民的革命意识，激起了宜君人民的革命热情，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成立中国共产党宜君地方党组织成了宜君革命群众的迫切愿望。
1936年初，中共西北根据地党组织派杨子珍同志回宜君，准备建立中国共产党宜君地下组织，因时机尚未成熟而搁置。时隔不久，组织派时任中共陕甘省委白区工作部副部长的刘培植同志，做东北军上层军政人员的统战工作。刘培植以东北军特派员身份为掩护，先后到西安省立医院、红十字会医院和蒲城尧山中学，与过去发展的党员王生廉、王润辰等取得联系，详细了解了宜君当地情况，认为成立宜君地方党组织的时机已经成熟，即着手筹建中国共产党宜君地方党组织。
1936年7月，刘培植第二次从苏区经洛川到西安，在做完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及105师师长刘多荃的统战工作后，回到宜君，住在东区石堡村杨建舟同志家中。农历六月十四日，五里镇集会，刘培植以东北军军官身份在街上露面，见了许多老同学和熟人。经过互相了解，刘培植特约秘密读书会部分会员和一些邻里乡亲，约30余人，定于7月13日（农历六月十四日）晚，在西村乡石堡村的僻静处后场窑院开会（后场窑院系该村农民杨从发的旧庄院，当时作饲养室）。这天晚上，在如豆的灯光下，刘培植向大家作了形势报告，宣传中国共产党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共同抗日的政治主张，以及“停止土地革命，不打土豪劣绅，团结抗战”的统战政策。与会者听了无不欢欣鼓舞，特别是特意邀请来的杨星海、郭克猷、田维藩三个乡绅，聆听了刘培植的政策宣传，打消了他们一直以来害怕红军杀头的恐惧心理。
刘培植宣传完党的政策后，夜已经很深了，窗外漆黑一片，而窑洞里的灯光依旧亮着。送走三个乡绅后，刘培植郑重提出建党问题。当晚，他介绍、接收王清廉、冯茂青、杨建舟，杨文俊、杨新山、杨俊杰、杨作栋、胡正财、田维屏、张文秀、郭怀壁、李振德、王俊民、王选西、胡振耀等同志为中共正式党员，庄严地举行了接收新党员的入党宣誓仪式。这些同志，都是秘密读书会的会员。这一夜，窑洞里的灯光一直亮着，迎来了宜君东方第一缕曙光。与此同时，刘培植和同志们讨论决定，成立中共红宜县委。7月14日晚，在后场窑院的油灯又点燃了。刘培植主持继续开会，正式宣布成立中国共产党红宜县委员会。县委的组织分工是：王清廉任书记，冯茂青任组织部长，杨建舟任宣传部长，杨俊杰任军事部长。
红宜县委成立后，刘培植回苏区向中共陕甘工委（1936年5月中共陕甘省委撤消后，中共中央东北军工委在中宜、富县、甘泉一带设立中共陕甘工委）汇报了组建红宜县委事项，并将组成人员及党员名单交给工委组织部。至此，中共红宜县委得到陕甘工委的承认并直接受其领导。当时，地下党组织分散秘密活动，红宜县委宣传部长杨建舟在石堡村小学教书，工作地点固定，县委联络点就设在这里，省委交通员来宜君联系工作多在石堡村接头。
中共红宜县委的成立，是宜君开天辟地的一件大事。从此，宜君人民革命斗争的烈火由这窑洞里的灯光点燃，宜君人民开始在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为民族和自身的彻底解放，展开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
红宜县委成立地遗址
满怀激情奔边区
在宜君革命史上，流传着一个动人的故事：1940年，在共产党人王生廉的领导下，宜君3所小学的师生心向革命，集体投奔延安边区。
王生廉，宜君县偏桥乡安子塬村人，20世纪30年代初就读于西安民立中学，上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毕业后回乡，县政府意欲留他在县城高小任教，为了便于开展党的地下工作，王生廉谢绝邀请回到乡下，先后在偏桥乡拔头塬和东云阳村小学任教。
1937年，洛川特委成立，特委中心区委设在东云阳村，王生廉担任特委中心区委书记，强建华任区委宣传委员，他们和地下党员李怀珍、许增珍的公开身份都是小学教员。王生廉和李怀珍在东云阳村小学任教，强建华在东胡村任教，许增珍在许家塬小学任教。在王生廉的直接领导下，中心区委的地下组织工作发展很快。他们以学校为依托，以教书做掩护，白天给学生上课，晚上秘密开展党的活动，在学生中秘密发展党员30多人。
在党的地下工作顺利开展之际，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敌人不断蚕食边区，围困边区的军队和碉堡，步步向前紧逼，边区以及边缘区的形势变得异常紧张。根据洛川特委掌握的情报，中心区委地下党组织已经暴露。特委紧急指示中心区委，命令王生廉、强建华、许增珍、李怀珍带领3所小学的党员和进步学生，迅速撤入延安边区，以保存革命力量。接到上级指示后，王生廉立即与有关同志秘商，制定具体行动方案，分头准备。
1940年5月6日(农历四月初一)，宜君县城隍庙过庙会，群众纷纷赶往县城，反动派做梦都不会想到，偏桥今天将要发生惊天大事。清晨，东云阳、许家塬、东胡3所学校的60多名学生，分别从东云阳村、许家塬村和东胡村排队出发。学生们肩扛扁担，腰别砍刀，拿着捆柴的绳索列队向村外走去。东云阳小学还赶着毛驴，驴身上备着驮柴的架子和绳索。由于学校经常组织学生外出打柴，因此，看到学生们向村外走去，人们习以为常，并无人过问。
王生廉、强建华等人带领3校师生，顺利通过咸(阳)榆(林)公路，经杜村川，翻山越岭十几公里，中午时分来到百子桥梁。在此，王生廉郑重地向学生们宣布：此次出村，并不是为学校打柴，而是要去延安当八路军。同学们愿去的跟着队伍走，不愿去的可以回家。乍听到这个消息，学生们既惊又喜，这才明白此行的目的。王老师曾经告诉他们，延安是中国最进步、最光明的地方，那里有党中央，有毛主席，同学们早就盼着能到延安去，听到向往已久的边区梦就要实现了，有的同学竟激动地跳了起来。然而，这毕竟只是一群只有十几岁的孩子，（最大的十七八岁，小的才十二三岁），很多人从未出过远门，想到这一去不知何时才能回来，很多人显得恋恋不舍。有人说，要是能让父母知道我们上哪去该多好；有人说，我连件换洗衣服都没带；还有人说，要知道不是打柴，我一定带上书和笔。大家七嘴八舌一番叽叽喳喳后，很快又沉浸在奔向边区的喜悦中。最终，除了两名学生回家外，别的学生都跟着队伍向边区赶去。
王生廉等人带着学生队伍继续前进，他们朝西翻过一座大山，来到车村川道，在一棵大树下休息。在这时，他们与边区派来接应的机枪连战士，以及前来迎接学生队伍的八路军驻店头办事处牟生忠、杨西林等同志相见。3校师生在八路军护送下来到店头镇。第二天，洛川特委为这支特殊的革命队伍举行了千人欢迎大会。特委组织部长强自修在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你们是未来的主人，今天集体参加革命，将在宜君革命史上写下光荣的一页。不要想家，要有求知进取心，跟着共产党，打败日本狗强盗，把革命进行到底！”从此，宜君人民的这些优秀儿女，为了建立新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艰苦的革命征途。
接下来，这支学生队伍被编入八路军陕甘宁边区警备第一旅，以他们为骨干成立了毛泽东青年干校，强建华同志担任干校党支部书记。经过几年学习，抗战胜利前夕，这批学生随部队开赴前线，投身解放战争的洪流中。
雁门支队的组建
1946年，国民党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不顾全国人民强烈反对，悍然发动了反革命内战。蒋介石调集了23万军队，由其亲信胡宗南指挥，从四面八方向陕甘宁边区逼进，一时间，边区周围阴霾密布。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边区军民积极备战，并派出许多小部队到敌后开展游击战争。
铜（官）、宜（君）、中（部）、洛（川）一带，是边区南部敌占区，咸榆公路从此地经过，交通运输方便，是敌人进犯延安重兵必经之地。因此，内战爆发前夕，中共西北局指示黄龙特委，迅速派出精悍武装力量，到这几个县开展游击战争，行动越快越好，把敌人搞得越乱越好。那时在这一地区开展游击战争，还有声东击西，掩护三五九旅回边区的战略目的。1946年秋，王震率领的三五九旅从中原突围后，撤至陕南。我军在咸榆线以东扰乱敌人后方，可以把陕西敌人的兵力调到东府来，以利三五九旅从关中西部撤回延安，增强保卫边区的军事实力。
黄龙特委根据上级指示，很快在宜君、黄龙、韩城等县组织起了几支游击队。雁门支队就是这时成立的。最初成立时，下属两支游击队，有200人。薛志仁任支队长兼政委，雷振启、张文秀任副支队长，冯力生、王清廉、冯茂清任副政委。其中宜君游击队后来发展到三个大队、九个中队。特委给雁门支队的主要任务是：狠狠打击敌地方武装政权，袭击敌交通干线，争取延缓敌人对边区的进攻。
奇袭敌主干线
咸榆公路在宜君境内长约50公里。这段交通线地形复杂，周围山大沟深，特别是宜君梁上既便于出击敌人，又便于隐蔽撤退。雁门支队就在这段公路上经常突然袭击敌人。
1946年的一天，雁门支队队员王俊昌和三名游击队员深夜来到家乡偏桥镇。镇上静悄悄没一点动静。王俊昌对三人说：“你们埋伏在对面山峁上掩护和接应，我趁黑摸进去搞他一下子。”敌人自恃人多势壮，麻痹大意。王俊昌摸进街，径直闯入保公所，一把推开门，用枪对着躺在床上的敌人说：“不许动，谁动先打死谁!”几个敌人全吓呆了。王俊昌一枪未发，就缴获三支步枪和三条子弹袋。出屋后，他大声喊道：“你们都压在窗子外面，敌人谁敢动就开枪打死他。”接着他又冲进另一座窑洞，从墙上卸下两支枪和两条子弹袋。然后，快步冲到街上，回头朝保公所放了两排子枪，飞快撤出镇子。过了一阵，敌人听不见动静了，才慌忙朝四下里乱射击，而王俊昌和游击队员早就走远了。
王俊昌夜闯保公所，从此英名传四方，人称他“孤胆英雄杰娃子”(杰娃子是他的外号)。这次袭击成功，游击队员们受到鼓舞，胆子更大了。几天后，王俊昌又带一个班来到偏桥塬。这一次，他们竟然埋伏在离偏桥街只有一公里地的一座破碉堡中，白天放哨休息，夜间出击敌人。有一天，远远发现公路上来了两匹大马和一个架窝子，并有几个随身挎枪的人。于是，游击队员迅速在公路两旁埋伏好。敌人走近时，王俊昌先发一枪，不料子弹卡壳了，敌人发现有埋伏，顿时慌了。这时，王俊昌随机应变，大声喊道：“不要打枪，抓活的!”埋伏的队员都跳出来向敌人扑过去。又是一枪未发缴获了敌人的枪支，还有马匹、衣物、文件等。原来，这是伪专员余振东从洛川出发去西安开会。可惜这个狡猾的家伙跳沟逃跑了。余振东像只丧家犬，狼狈不堪逃入偏桥镇公所，抓起电话机大骂伪县长李笑然。李笑然急忙带保警队大批人马赶到专员遇险地点，连个游击队影子也没见到。
这一次，伪专员侥幸逃脱了，但咸榆公路宜君段从此直到1948年解放，雁门支队三天两头在公路沿线打击敌人，宜君梁成了敌人的寒心路。游击队在这段公路上进行的较大的伏击有两次。一次是1947年9月，在油房台村袭击敌人运输车辆，烧毁敌军车3辆，缴获押车轻机枪一挺，步枪19枝，俘敌一批。另一次是1947年11月。在偏桥许家塬村袭击了敌向洛川运送弹药的车队．全歼这股敌军，缴获大批军火，后放火烧毁敌军车数十辆，受到西北野战军前线司令部的嘉奖。
白家沟伏击战
1947年2月，进犯延安的胡宗南军队先攻占了边区南部的突出地带—关中分区。接着，南线之敌又兵分多路向陕北逼进。
3月初的一天．敌—个运输排沿宜君西部山岔川向北运送弹药。敌人—路上探头探脑，缓缓而行，唯恐中了埋伏。行到山岔北面的常喜安村时，一面停下休息，一面派人到前方侦察情况。恰巧被我雁门支队四中队侦察班发现。我侦察员不声不响，神速绕到村北一座山头上，一边监视敌人的动向，一边派战士谭清会立即向中队报告情况。
敌人没有发现可疑迹象，便于中午时分继续北行。这伙愚蠢的家伙根本料不到游击队已在常喜安前方五里地的白家沟布下口袋阵，单待他们前去送死。四中队于当日拂晓刚到白家沟。当时，全队虽有四五十人，但装备落后，枪弹甚少，只有30多件土造武器。按到报告后．中队长陈开选、队副王俊昌、指导员李勇和西区区委书记刘树林等同志立即商量作战部署。大家一致认为，虽然我军装备很差，但士气旺盛，完全可以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再说到口的肥肉不能让其溜走。于是，利用白家沟的有利地形布下埋伏。三个分队分开：孙万海分队埋伏在南面山坡，陈开选带一个分队埋伏在北面山坡，徐生有分队埋伏在正面诱敌。只留下来路的一面待敌钻入。
匪兵们毫无防备，大摇大摆进入了埋伏圈。游击队员屏住呼吸，一个个紧握手榴弹，直把敌人放到二三十米远的地方，才猛烈开火。一阵枪弹打得敌人乱作一团。只见王俊昌一声喊冲，战士们便从四面八方杀向敌群。喊杀声震撼山谷，吓得敌人魂飞丧胆。狼狈不堪的敌排长企图以一部分人抵抗，掩护骡马队掉头逃窜。哪知后路已被尾随跟踪的中队侦察班堵死。逃跑无望，敌排长又带着残兵向北山坡爬去，妄图依借密集的柏树林继续顽抗。敌人虽被我军包围。但仗着装备好，武器强，拼命进行顽抗。钻进树林的敌人躲在树后不停向外射击。一颗子弹从王俊昌项部擦过，鲜血流了出来。他不愧是毅力坚强的老战士．忍着疼痛继续指挥战斗。包围圈不断缩小。18岁的年轻战士王进财奋勇冲进敌群，夺下敌兵一支步枪。这时，驻在附近另一个村里的游击队，在薛志仁带领下及时赶到。他们一气冲上山头，从上面向敌人压下来。战士马永和趁敌人只顾向山下射击的空儿，从侧翼溜过去，猛一下子夺过敌人的一挺机关枪。敌人的火力顿时减弱了。在一片“缴枪不杀”、“解放军宽待俘虏”的喊声中，残敌纷纷举起了投降的双手。
这一仗干净利索，只四个钟头，就全歼胡宗南一五六旅一个运输排。毙伤、俘获敌军30多人，缴获满驮炮弹的骡马30余匹，以及美造轻机枪2挺，步枪20余支，敌人无一漏网，我游击队只有一人受轻伤。
县内外--游击健儿逞英豪
宜君、黄陵及周围地区虽然是山区，便于开展游击战。但地广人稀，大队人马活动容易被敌人发现，且每到一处食宿难以解决．加之敌人占据着城镇和交通线，各据点有重兵驻守，机动性强，随时能调兵合围堵截。所以，雁门支队主要是以中队或分队为单位开展活动。
1946年9月，薛志仁带领刚成立的雁门支队90余人。从双龙出发，经过几日昼宿夜行，来到宜君东部塬区。队伍在尧生塬兵分两路，围攻思弥和西舍两个敌保公处，收缴了50多支枪，一举拔掉了敌人这两个据点。敌县长李笑然得到消息，带领几百人前来围攻。游击队不惧强敌，英勇抵抗，我军发射的炮弹落在李笑然身旁不远的地方，差点要了他的命。游击队则乘胜撤退。
薛志仁带领雁门支队从思弥撤走，来到云梦南堡村。有群众报告说同官县保警队20多人驻扎在附近的瓦渣岭村。薛志仁便指挥游击队兵分三路，包围了瓦渣岭。敌人正在房子里打麻将，等到发现被包围时，已经出不去了，仓皇抵抗了一阵，便缴枪投降。这一仗20多名敌人做了俘虏。
转眼到了1947年3月，张守顺同志带领雁门支队七中队和洛川支队130多人从双龙回到宜君县，路过西舍村时，碰上五里镇镇公所一伙人正在这里催粮要款。当即指挥队伍围歼了这伙敌人，缴枪24支，并俘虏了镇队副张树坤等人。伪县府深为震惊，新任敌县长韦孟若发誓要消灭游击队。他联络了洛川剿共总指挥姜清玉和该县保警队，分东西两路，向七中队和洛川支队临时驻地上桃村发起突袭。光是洛川之敌就来了三四百人。游击队在七中队指导员张守顺、洛川支队队长王根发指挥下，利用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势，首先打退了自上桃村进攻的洛川之敌。然后，在东西两路敌人夹攻的空隙中，悄悄顺沟撤走。韦孟若带领县保警队和自卫队大队人马占领上桃村后，不见游击队影子，继续向前进攻；姜清玉的队伍好不容易爬上塬。双方在上桃村前峁上，都误将对方当成游击队，互相猛烈射击，死伤二三十人，而我方仅有两个受伤。这次战斗，我游击队以弱击强，机智挫敌，声威大震。敌人缩回县城后，好久不敢轻举妄动。
1947年6月，打入敌人内部的我地下党员陈振有，在县城赶集时，获悉敌保警大队副大队长吉炳耀要带队到寺天红砖梁清剿游击队，立即夜行数十里，给游击队报了信。薛志仁、冯茂清同志部署游击队事先做好了迎敌准备。第二天，敌人一到红砖梁，就吃了游击队一顿枪子，死伤好几人，连吉炳耀也被打死在阵前。其余敌人丢盔弃甲，逃了回去。
雁门支队的战士十分勇敢，经常以少胜多，击败敌人。独立大队队长阮清林是有名的神枪手。1947年，他带领十几名战士出其不意向扼守在四郎庙梁的焦坪警备队发起猛攻。守敌虽有70多人，但经不住攻打，一个个抱头鼠窜。游击队一举占领敌阵地。
在宜君境内，游击队还在东车村、石板塬、八丈塬、王尧科、常喜安、牛虎岭、孟家庄、太安牛圈窝、店头毛草沟、吴北岭等地同敌人进行过较大的战斗。
雁门支队除独立作战外，还与其他部队相配合，在县内外进行了许多影响较大的战斗。1947年正月，雁门一大队配合我军独立团两个连，攻下了宜君西部重镇店头。1947年夏，雷振启率雁门一大队和三大队，迂回在富县张村驿、羊泉原一带，在上柳池原击溃了清乡扫荡的敌一支正规军，保护了当地群众的利益。后来，敌向我双龙根据地发动进攻，在敌强我弱情况下，特委决定暂时放弃双龙。雁门一大队九中队指导员徐金堂，带队与洛川支队掩护特委机关转移，先后在陕甘边境十几个县与敌周旋数月，摆脱了胡匪主力军的围攻。随后不久，雁门支队与占领双龙的敌军激战两昼夜，解放了双龙镇。1947年秋，雁门支队四中队配合西北野战军四纵一部，攻打焦坪镇，全歼夏玉山的保警队，活捉夏玉山，处决了这个作恶多端的土匪头子。1948年1月，徐金堂、王俊昌等人，带领两个武装小分队，深入胡匪重兵驻守的隆坊北原和店头东原，抄袭了田维发等四个地主豪绅的家，打击了这一带敌伪的嚣张气焰，鼓舞了当地群众。随着宜川战役的胜利，西北战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我军转入战略大反攻。
在短短两年时间里，雁门支队同胡匪正规军和敌地方保安武装作战不下数百次，消灭了敌人大量有生力量，牵制了敌人一部分正规部队，有力地配合了我军粉碎蒋胡匪军侵犯陕北边区的斗争。在强敌反围攻清剿的恶劣斗争环境中，游击队不仅在这块土地上站稳了脚，建立了游击根据地，而且越战越勇，越战越强。到1947年底，全支队发展到1000多人。宜川战役后，雁门支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正规部队，离开家乡，投入了解放大西北的新战斗。
雁门支队英烈纪念碑
解放宜君县城战斗
1948年2月下旬至3月初，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在宜川、瓦子街战役中大获全胜后，孤立胡宗南整编第17师于延安，使整个渭河以北关中地区近20个县城除少部分敌军分散守备外，几乎无机动部队。胡宗南便急调驻豫西的三个整编师及驻陕南的两个整编师回防于西安附近，抢占三原、蒲城、大荔，企图堵死西北野战军的南进之路。西北野战军根据彭德怀的战略意图，抓住时机组织了黄龙山麓战役，由第三、第六纵队围攻洛川，以第一、第二、第四纵队向黄龙山挺进，消灭分散守备之敌，并决定夺取宜君县城，控制咸榆公路。3月上旬，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张宗逊率领第一、四纵队进驻宜君县五里镇和雷塬一带，待机攻打县城。雁门支队第一大队政委刘宾汉带领部分战士到南区一带侦察敌情，配合行动。3月9日，第一纵队进驻到县城北面，并派部分兵力绕到城南咸榆公路上，堵死敌人的南逃之路，准备10日凌晨攻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3月10日凌晨3时许，国民党宜君县长韦孟若带领县政府工作人员和部分地方武装从西北方向弃城而逃。拂晓，警3旅5团控制了城南制高点，第一纵队炸开北门攻入县城，一举拿下宜君县城，宜君全境解放。
随着宜君解放，相继建立了中共宜君县委和宜君人民政府。至此，宜君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开始谱写新的光辉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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